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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0-23 23:06:17 连载于《伊兰园》2001第一、二期（总第十三、十四期） 纳 国 昌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神圣宝典，立教立法的依据，全世界十亿穆斯林行为的最高准则。
信古兰乃是穆斯林“六大基本信仰”之一；即坚信《古兰经》来源于“天启”——安拉的启示，体现安拉的意欲，是趋向安拉的准绳。《古兰经》亦是漫漫长夜的灯塔，指引迷误者脱离尘世苦海，奔向真理的彼岸。亿万信仰者从经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鼓舞他们致力于实践，足以战胜一切。 《古兰经》博大精深，揭示人类最完美的道德。千百年来，《古兰经》作为时代最强音，日日夜夜回最长空，将人类历史不断推向前进，可谓“千古绝唱”，它的指导作用直至尘世未日的到来。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古兰经》输入了电脑，更发现惊人的奇迹。
安拉对《古兰经》的诽谤者，怀疑者严厉谴责：“如果你们怀疑我所降示给我的仆人的经典，那末，你们试拟作一章？（2：23）根本在于即使集中人类和精灵的智慧也不可能似作一段类似《古兰经》的妙文。
唐初，《古兰经》随伊斯兰教传达室入我国，流传一千三百年之久。中国穆斯林尊奉为《天经》，《宝命真经》，确信是安拉降示的经典。中国穆斯林使用汉语文，不可能人人通读全经，然而通过《赫听》（古兰节选），一般穆斯林都会诵读其中“索勒”（片断），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元代，随赛典赤·赡思西南来，驻防云南各地的“探马赤军”（蒙古亲军，大部分由穆斯林组成），奉命解甲归田，随地入社。因而各地涌现出不少回回村寨，子孙土生土长，发展成为当地土著的回族居民。
清真寺相应在回族村寨普遍建立。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面临的挑战是“经文匮乏，学人寥落”。《古兰经》虽说在中国流传千年，限于特定历史条件，仅有权少的手写本，远远满足不了穆斯林诵习的需要。欲购置一部三十卷本，索价数十百两。某些山村穷寺购置不起，每逢重大宗教节庆，举行诵经仪式，就必须派专人奔赴外地，向“藏经之家”商借，约期归不，往返奔波数百里，疲于奔命。“住寺”经生，人多经少，不可能人手一册，多人轮流共用，学习浮光掠影，稍纵即忘，不可能经常复习巩固。有人不远千里访求名师，边借抄边学习，历经一、二年辛苦，最初的学习积极性也消磨殆尽。
中国穆斯林板刻《古兰经》，始自一代回族英烈杜文秀建立大理反清政权之后，为了普及伊斯兰文化，宣传古兰精义，毅然打破“维皇真言，不可轻亵”的传统观念，以“总统兵马大元帅”的含义下令板刻印行，在血雨腥风的严峻年月，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终于“至圣迁都”一千二百七十九年（1862）颁刊了“大元帅杜新镌”的《宝命真经》三十卷，开中国木刻《古兰经》的先河。也是中国伊斯兰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当时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以及学习与研究《古兰经》提供了方便，同时，促使广大回族穆斯林积极拥护以杜文秀为首的反清政权。坚持斗争十八年之久。
同治十年（1872），清军攻破大理，疯狂地烧杀抢掠，庐舍为墟。《宝命真经》刻印场所被纵火焚为焦土。片版荡然无存。民间偶有私藏下来的原板刻本发现，断卷残本居多，而今成为大理政权弘扬伊斯兰文化的历史见证。
历经“丙辰之变”，浩动余生的回族穆斯林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赶马帮，走夷方”，对外发展泰、缅贸易，经济状况渐有好转，清真寺院经堂教育，迫切地需求《古兰经》以开展宗教活动。光绪十九年（1893），云南崛起的回族商业资本家，经营“兴顺和”汇兑业务的“佑启堂”马氏弟兄发起第二次板刻《宝命真经》，敦请国内外知名的经堂教育家马联元（1841----1903）主持，开展刻经事宜。
当时，在昆明南城清真寺组成“刻经处”，聘“丙辰之度”遗老马观政，哈吉马安义（马联元次子）任监督。兴顺和总经理马启元任“管事”，总揽一切。首先制定一套严格的操作规则。由四川招来刻工高手二十余人。刊刻之前，要求按穆斯林“净仪”规定，先作大、小净始允许上台面操作，经文由著名经师田家培哈吉书写，专人送往玉溪大营清真寺呈马联元审阅，反复校对修正，确定无误后，送回刻经处，粘贴刻板，用布包严，仅露出一行，刻就包好，再露一行，不允许以手抹拭经文。可见刊刻工程的严谨与庄重。（
历时二年，“至圣迁都”一千三百一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工告竣。全部刻板藏于南城清真寺。全经三十卷，耗资白银八千五百两，由省内外穆斯林认捐，并将其姓名镌刊于该卷扉页之上，表彰其功德永垂。
“滇南棋阳（今玉溪）佑启堂马启元，启良、启华、启端”捐刻第1、22——29等卷。
“蓉城（成都市）抱德堂马晋统男中良、中立”捐刻第2——5等卷。
“滇南棋阳纳联芳”捐刻第14——16等卷。
“滇南棋阳曹安国”捐刻第12、13等卷。
“滇南棋阳马翔龙、室人郑氏”捐刻第8、9等卷。
“滇南阿迷州（开远）马维骐”捐刻第17卷。
“滇南河阳（澄江）傅本仁、本善”捐刻第21卷。
“滇南建水月生马万选”捐刻第19等卷。
“滇南棋阳马恩湛”捐刻第20卷。
“滇南棋阳马子贤”捐刻第10卷。
“滇南匡州（宜良）马殿选”捐刻第7卷。
“滇南棋阳马子贤之母李氏”捐刻第11卷。
“滇南建阳（曲溪）马广发”捐刻第18卷。
“滇南匡州马鸿勋”捐刻第6卷。
“滇南兴义和马焕文、同文、建文、广文、锦文、敏文为先母马氏”捐刻第30卷。
木刻《宝命真经》的印刷与装帧采用传统工艺，全经分装三十册，质朴典雅，古香古色，发行后深受国内外穆斯林赞颂，风行一时，广东、上海、南京、北平、大西北以及泰国、缅甸等地穆斯林踊跃邮购，仅初版就发行一千部之多。
为了普及城乡各地购置，特规定《宝命真经》每部仅收回成纹银二两八钱，自备纸张印刷者，亦听其便，板不取资。
《宝命真经》三十卷木刻板，历经百年活动——日机空袭，文革。培养蒙安拉护拓，连同其他阿拉伯文，波斯文和汉文典籍木刻板百余种得以保存下来。当代文物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誉《宝命真经》为“海内孤板”，认为即使伊其寺国家也不可能拥有类似的古兰木刻板。也是中国各族穆斯林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1985年8月，全国第二次《回族简史》座谈会在昆明召开，与会代表参观了《宝命真经》和其他藏板后，无不表示惊异，认为是回族伊斯兰教最珍贵的历史文物。宁夏政协某单位负责人李楷顺建议集资建“藏经楼”，妥为保存。已故回族穆斯林著名学者冯增烈先生挥笔留言：“根深叶茂，源远流长”。自注“来自胡登洲（寺院经堂创始人）故里，睹诸善刻，叹吾陕弗如。”
1985年，云南省伊协为了“发掘整理和继承我国伊斯兰文化遗产。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和促进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以及满足广大穆斯林学习，诵读和珍藏的需要。决定影印发行木刻板《宝命真经》三十卷本。《征订启事》宣称板本的特点是：“字迹工整，书法流畅，刚劲有力，有如一气呵成之势，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中国阿拉伯书法的特色。是中国穆斯林教珍贵的历史文物，在世界伊斯兰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影印木刻《宝命真经》，运用现代新工艺印刷，不但保持木刻板原貌，而且先后经沙竹轩哈吉和省伊协同人对原板某些音符的书写失误，参考埃及国家版《古兰经》（奥斯曼定本）作了更精确的校勘、订正，使之更加正确无误。
美中不足的是卷首“马文源序言”对《古兰经》传入中国沿袭旧说：“隋文帝闻风向慕，遗使至天方求经典，圣人（穆罕默德）命臣赛尔德·婉歌师赍奉‘天经全部’传入中国，遂遍天下，子孙历代相传，以至于今。”此说似是而非。隋文帝杨坚统治时期（581----600）。穆罕默德（570----632）正当青少年时期，还没有接受“先知的使命”。《古兰经》系先知传教二十三年（610----632）过程中陆续降示。直到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执政时期（644----656），《古兰经》才集，整理，编辑成卷（奥斯曼定本），为全世界穆斯林所公认。《古兰经》隋代传入中国之说，显然不符合史实，反映了前代学者的历史局限性。
初版影印《宝命真经》500部发行国内外，不到一年已全部售罄。自1988年至1998年先后发行4版计6000部。反映新时期回族穆斯林继“朝觐热”之后，积极投入《古兰经》的学习与研究。
（作者《回族研究》名誉顾问、《伊兰园》顾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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