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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中华文明的伟大使者
——纪念郑和下西洋６００周年
在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郑和下西洋都是令人瞩目的伟大事件。６００年前，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为后盾，明朝永乐皇帝作出了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决策。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成为中国古代海洋事业鼎盛的象征。它毋庸置疑地证明：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上力量，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巅峰。这一伟大创举，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的优良传统和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国际背景下，回顾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对于我们坚持对外开放，坚持睦邻友好，加快自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航海的盛况
自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年至宣德八年１４３３年，明朝组织了前所未有、规模庞大、人员众多的船队。每次远航，随行者大都在两万七八千人之间，一般由６０多艘大、中号宝船组成船队主体，加上其他类型的船只，最多时达二百余艘，是１５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的船队。郑和七下西洋，历时２８年之久，“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段历史，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年）至永乐九年（１４１１年），第一次至第三次下西洋；第二阶段，自永乐十一年（１４１３年）至永乐二十年（１４２２年），第四次至第六次下西洋；第三阶段，自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年）至宣德八年（１４３３年），第七次下西洋。
船队第一次至第三次的大致航线是：从福建长乐闽江口五虎门扬帆出海，先至占城（今越南南部），后遍历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暹罗（今泰国）、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苏门答剌（今苏门答腊），接着向西驶向印度洋，赴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柯枝（今印度科钦），最远到达古里（今印度西海岸卡利卡特）。古里当时是东西方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从第四次起，每次航行都延伸到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忽鲁谟斯是当时波斯湾头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东西方交通的十字路口。值得注意的是，郑和船队的分遣队所到达的地方更多更远，有的甚至访问了阿拉伯半岛乃至东非。第七次航行竟然到达了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
概括地说，郑和七下西洋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既是继承，也是创新。中国是世界海洋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历史悠久的航海传统。考古研究表明：早在７０００年前，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以原始独木舟作为浮具，开始了海上活动。《诗经·商颂》中“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诗句，就是对商汤十一世祖相土威扬海外的颂歌。秦汉时期，随着造船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中国造船业初具规模。当时的造船工匠已经掌握了建造大型海船的工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更加活跃的海上活动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秦始皇在位先后５次出巡，４次巡行到沿海，并派出徐福海上远行。雄心勃勃的汉武帝除了派遣张骞前往西域“凿空”，开通中西陆路交通以外，还曾力图开辟海上通路。唐代从广州起航的南海航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宋元以后，中国四大发明享誉世界，指南针的广泛运用，使造船与航海技术又有了更为迅速的发展，中国船以船体庞大、载客量多、结构细密、安全性能高著称于世。明初出现世界首屈一指、规模庞大的七下西洋壮举，是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郑和下西洋，无论是在航线上还是航行经验上，都具有历史性的突破。元代以前中国的远洋航线，基本上是沿海岸航行，船的规模、数量，参航人数，航行次数，持续的时间，都不可望其项背。现在流传下来的《郑和航海图》及其４幅附图——“过洋牵星图”，记录了郑和船队的经历，其中共有５００多个地名，反映了当时中国在航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后世留下了关于中国航海术的重要记载，为世界航海学、地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既是政治外交使团，也是经济贸易商团。明初，统治者在吸取元朝穷兵黩武，海上远征爪哇等地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以和平为宗旨的外交政策。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和番”。使团到达亚非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处，都宣读皇帝诏书，表达中国与各国“共享太平之福”的美好愿望，赠与各国君主印绶、冠服和礼品，建立起政治互信关系。其间，虽然到达过很多国家，但从来没有占领过别国一寸土地，也没有掠夺过别国人民的分毫财富。在扩大与海外各国友好关系的同时，还肩负起维护海道安宁，为各国调解矛盾纠纷的“协和万邦”的使命。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几乎都出现“多欢声”、“争相迎”的热烈场面。据统计，当时有４个国家１１位国王亲至中国访问。永乐二十一年１４２３年，竟出现了古里、忽鲁谟斯、满剌加等１６国派遣使节１２００人到明朝访问的盛况。
在明朝以前，中外贸易以外国商人来华为主，而郑和下西洋，则极大地改变了这种被动贸易的状况。他们的海外贸易活动，在随行人员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中有大量的真实记载。这支庞大的船队满载着深受海外各国喜爱的绫绢、彩帛、瓷器、药材、铁器、农具、金银、铜钱等物品，每到一地，都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规模巨大，物品众多。换回的物品有各色香料、药材、布匹、金银、犀角、象牙、宝石、珍禽等上百种之多。贸易方式有官方互惠交换和市场交易两种。官方互惠交换，取得了政治互信；市场交易，则扩大了民间往来。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使团使众多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将中华礼仪文明远播海外，同时也开阔了眼界，扩展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从而把中国与海外各国的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盛阶段。
深远的影响
在人类文明史上，丝绸之路连接了亚欧大陆。古代东西方的交往互动，主要依赖于亚欧大陆上自古形成的陆上通道。那么，人类文明史上什么时候发生了从陆向海的重大转折呢？正是在郑和下西洋的１５世纪初。就为东西交往开辟新时代而言，郑和的功业足以与张骞媲美。
从中国看，从“西域”到“西洋”，中外交往主要途径发生转变。中国古代向西方的寻求，可谓源远流长。亚欧大陆的大河和平原，孕育了伟大的文明。在诸文明之间，如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自古具有一种互动关系。东汉甘英曾到达波斯湾头，却只能望洋兴叹。东西方文明汇聚之地定于西域，亦即亚欧大陆，历时上千年不曾发生改变。郑和成功远航持续近３０年，形成了中国对外交往从陆向海发展的强劲态势，西洋从此凸显，中外交往的主渠道发生了从陆地向海洋的根本转变。
在我国元代，西洋一词的使用范围非常狭小。郑和下西洋之后，“西洋”这一词不仅广泛流行于社会，而且有了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西洋”，包括郑和下西洋所到的今天印度洋至波斯湾、红海和东非一带；广义的“西洋”，则概指海外各国。这一新词经历数百年，至今仍然存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下西洋的深刻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郑和下西洋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新名词，还有新生活。郑和远航，打开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海上通道。使团所到之地，在带来和平与秩序的同时，还促成了当时世界上最为活跃的贸易圈之一 ——亚非国际贸易圈，推动了国际贸易的繁荣发展，并由此形成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的态势。这一切，对其后华商在海外的创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下西洋为国内手工业产品进一步打开了海外销售市场，并将海外商品信息反馈到国内，从而对国内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有力的刺激和促进作用。郑和下西洋停止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以及移民海外的热潮逐渐兴起，沿海活跃的商人在海道和商路大开的背景下，纷纷走向海洋，由此进一步发展了东西方国际贸易网络。郑和下西洋遵循的和平交往、平等互利的贸易原则，也被民间海商继承并发扬光大。
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思路考虑，１５世纪初伴随海路大开，出现了繁盛的亚非国际贸易网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满剌加王国如一颗新星在马来半岛升起。满剌加的兴起与郑和下西洋密不可分。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都必到满剌加。满剌加国王同意郑和在其国土上建立仓库，用来存放货物。郑和船队的分队分头出发到各国进行贸易，最后都要汇合在满剌加，等待季风到来一起回国。在郑和船队近３０年往返过程中，满剌加迅速兴起，成为一个颇具国际特色的强盛王国。满剌加国王曾５次前来中国。其中，永乐九年（１４１１年）的一次规模最大。满剌加国王亲率王妃、王子和陪臣５４０多人来访。两国建立了政治上互信、贸易上互利的友好关系，成为世界历史上建立平等互利国际关系的成功范例。
从中外历史文献中，我们了解到在郑和下西洋以后，满剌加成为世界商人的云集之地从世界各地航来的海船都要停靠在满剌加海港。从长长的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地的商人名单，我们可以知道满剌加作为东西方文明互动中心是名副其实的。这一重要的东西方贸易中心连接了亚洲、非洲和欧洲。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凡是世界所能说得出的任何一种药材和香料。通过贸易活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同时进行着。发展到１５世纪末，位于马六甲海峡的满剌加王国，已经控制了世界贸易航路的重要部分，掌管了贯穿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钥匙。满剌加的崛起，就是东南亚的崛起，由此完成了世界文明互动中心从陆地到海洋的转换。
人类世界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是一个历史的过程。１５世纪以前，世界处于各大洲、各地区、各民族相对分散、相对封闭、相对隔绝的状态。发展到１５世纪初，随着科技的发达，海上运输日益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比陆上“丝绸之路”更加紧密地把众多国家和地区联系在一起。１５世纪初，随着郑和七下西洋，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为人类的普遍交往开辟了新的纪元，世界历史上的海洋时代宣告到来。１５世纪末，葡萄牙人航海东来，无独有偶，登陆地正是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印度古里，亦即卡利卡特。随后，葡萄牙人又沿着郑和开辟的海上航线，追寻到马六甲。东西方在海上的汇合，极大地促进了整体世界的形成。不仅如此，海洋世纪的到来，还宣告了人类生产力的飞跃，以人力与马匹运输为主的运输方式开始衰落，以科技含量较高的船舶运输为主的交往方式开始蓬勃兴起。就此而言，郑和远航宣告了古代历史的终结，近代历史的开始，因而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永远的丰碑
郑和七下西洋，是和平之旅、文明之旅。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是贯穿其间的主旋律。当然，它受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违反经济规律，因而难以为继。这种不计成本慷大国之慨的教训，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取。但是也不容否认，他们凭借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智慧，建立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树立了中国的崇高形象，在中华民族历史以至整个世界历史上树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６００年过去，郑和的航海技术、船队规模早已被后人所超越，但是他们在航海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伟大民族精神，却是永世长存的。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爱国主义精神，二是自强不息、不畏艰险的开拓精神，三是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精神，四是面向世界的开放精神，五是科学航海精神。今天，我们纪念郑和下西洋，就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继承和发扬他们的伟大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扩大改革开放，促进科技进步，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翻开人类历史，就会发现：有两种不同的航海模式，即中国的和平发展方式和西方的征服掠夺方式。西方的殖民方式早已遭到历史和世界人民的唾弃，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历史的传统与现实的需要就是这样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郑和下西洋已经成了历史，它所蕴涵的精神却在现实世界中闪烁着光芒。中国在明代那个极其辉煌的海上时代没有称霸，今天乃至将来中国发展强大了仍然不会称霸。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与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作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孝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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