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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文人的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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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穆斯林通讯》
文章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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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余杰《那见不得人的去处》
说起余杰还得从他的《火与水》开始。１９９８年那年，余杰以“草原部落”的第一匹黑马杀向文坛与读者敞开心扉时，读他的作品总有种被激情感染的力量驱动着，那种对世俗的批判，真可谓痛快淋漓。在紧接着读《铁屋中的呐喊》时，往日的激情在理性思考中逐渐消失了，尤其是被收入其中的那篇《那见不得人的去处》，痛快淋漓的背后显得浮躁而又偏执。作为一名读者而言，视而不见实在令人不忍心。
在《那见不得人的去处》里，作者的开场白是引自１９９７年第４５期《北京青年周报》报道的一篇关于文莱苏丹宫廷从事国际性色情活动的丑闻。作者声称“我厌恶这桩事情的焦点在于，它发生在被某些中国作家和学者羡慕赞赏的、纯洁而崇高的伊斯兰世界。那些对中国当下道德堕落痛心疾首的智者们，称赞那个世界的秩序井然、克已奉公、品行高洁。我差一点当了真。”
文莱属东南亚的一个伊斯兰国家，并且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穆斯林人口占到６０％。如此伤风败俗之事的发生的确令人憎恶，但作者对此事厌恶背后的论断，却令人不敢苟同。
在《想飞的翅膀》一书中，作者自称“我不认为应当把什么东西一棍子打死——那样做是非理性的。”而对待伊斯兰世界里发生的那件丑闻，他却正是这样非理性的把由一个伊斯兰国家里的一点污垢散布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并且非常冲动地的将其一棒子打死。这样的言论对于作者，是自相矛盾还是双重标准呢？
人类自身的不完美性是造成这个世界不完美的直接原因，正是这种不完美性使得人类结合成一个个群体，相互产生爱、宽容与了解。而作者的论断无外乎将罪犯视为永远的罪犯，将痞子视为永远的痞子，这是否就是理性呢？作为一个国家具有它的两面性，一面是他的阴暗与腐朽，如贪污受贿现象，这无可否认；另一面则是光辉的一面，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忽略任何一面都是对人性的否定。作者作为一名“批判现实社会很深刻”的作家，仅用一种眼光去审视社会的不完美，那他将注定被社会欺骗和出卖，从而导致其思想的畸形。
余杰在其另一部著作《想飞的翅膀》里表露过这样一番心情“每当传出王室丑闻的时候，我就按捺不住自己的高兴。”我不知作者对当下社会道德沦落，人心日下处于怎样的心态，其批判的最终目的又为何？而作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者而言，批判意味着不满，不满的背后便是痛恨或力图改变，改变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类更文明更幸福，归根结底批判是出于对社会、对人类、对文明的爱，并非为批判而批判。而作者对伊斯兰世界的批判呢？以“我差一点当了真”。以点盖面地将“那个世界的秩序井然、克已奉公、品行高洁”，统统否定，这又何谈是对文明的爱呢？
“我对阿拉伯文化一向是不敬而远之。”我不想刻求作者去学习“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没有中断过，真正形成独立体系的文化之一”——阿拉伯文化，但作为他的读者，我刻求他给读者展示系统的、全面的、真实的面孔。光有激情是显示不出智能的，尤其对知识文人。
对于那些“对中国当下道德堕落痛心疾首的智者们”，他们固然有自己心灵的洁净之地，他们在寻求出路而无奈之下，以痛心疾首清洁精神，并追求自己理念上的高尚之处，这无可厚非，因为至少他们已找到了思想的立足地，并已形成自己成熟的世界观。对他们的否认只是情感的作祟并非理性的判断。
不同社会，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习俗以及不同的文化教育都对审美主体的审美评价产生影响。但随着世界的开放，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文明的发展，外表及形体的差异已不是人们评价美的主要因素。在作者看来“在阿拉伯世界里，妇女浑身上下被裹得严严实实，‘美’的概念被强行从精神生活中驱逐出去。”黑人曾被白人殖民统治者视为牲畜一样的“黑鬼”，但对黑人来讲，也许越黑越美，而历史则告诉我们白人对黑人的论断是心存歧视的。
作者在此言“美”的另一层意思是，阿拉伯妇女浑身被裹严不仅没有外在的美，就连内在的精神里最为重要的“美”，即自由也被“驱逐出去”了。是不是浑身裹严就是对自由的束缚呢？衣着的“露”是否就是自由的象征？曾以一曲《青藏高原》唱遍天南海北的歌手李娜，当她剃下如瀑的青丝，身着袈裟，手捧 黄卷，伴随暮鼓晨钟时，她的“美”的概念从何体现？我相信作者对李娜的感情比我要深刻得多，但对阿拉伯妇女就没有那么“宽容”了，因为“我对阿拉伯文化一向是不敬而远之。”作者的论断就像是在一块没有幔布的背景上投影，看到的只不过是几束光路，投影的结果只能凭空猜测。
伊斯兰教是对妇女的着装有着严格的规定，但这并不表明它没有赋予妇女应有自由和权利，这种规定是出于对妇女的保护也好，爱戴也罢，总之它是构成伊斯兰完整的道德体系中的一分子，忽略或否定，就意味着对伊斯兰道德体系的重改。在美国，信仰伊斯兰的妇女们占多数，她们认为伊斯兰赋予她们的比她们在美国所拥有的要多得多。任何一位对伊斯兰教稍有了解的人，他都深有体会，而对于那些“不敬而远之”的人，只能凭空猜想妄然论断它是“歧视和凌辱女性”的野蛮的文明。
总之，作者不畏权贵敢想敢说的精神有些轻佻显得不负责任，只顾自己的激情在短暂中爆发，而缺乏冷静后理性的思考。将某种社会现象从文化的大背景中提出，有些就事论事，这样使得轻易的论断掺杂自身主观的想象而显得偏执。那么非理性加之偏执就只有等于愚昧了。（甘肃兰州 虎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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