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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訇是教门的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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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穆斯林通讯》
文章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0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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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次谈话的印象
在中国，对于教门的前途，有些人悲观一点，有些人乐观一点。
悲观的说法是世事到了临尾了，教门变得嬴弱了，有太多年轻人不愿进寺门了。更进一步的表现是人群不断分裂，管理持续涣散，道德沦丧，犯罪分子增多。阿訇的声音变得微弱而空洞。
乐观的说法是文化人的信仰变得坚定了，教育被普遍重视了，开放的环境让人对知识的追求更加迫切了。从城市到乡村，各类学习班和妇女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一些年青有为的伊玛目将不同派别的人凝聚在一起。没有理由四顾彷徨，驻足不前，怀疑失望。
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的论调都很难尽述教门的情况，或者此二者所说的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教门的前途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所遵守的价值体系在我们的生活中体现出的作用和意义大小的问题。为什么进寺门的人越来越少？为什么学习的热情又如此之高？是什么让他们弃之不顾？又是什么令他们趋之若鹜？不研究等等的问题便无以作答。
那么，应该由谁来研究并回答这些问题呢？
应该是阿訇们。
在清真寺高悬的牌匾上，在搬请阿訇的帐子上，“为主扬法，替圣传道。”八个大字足以阐明阿訇们的祟高地位和肩负的责任。
在本世纪结尾的当口，我们有必要也有理由对这一认识作更进一步的梳理和思考。尤其是当今年尊贵的“拜拉特”夜晚，我们有幸和七八位被某机构称之为“骨干”的年轻阿訇们座谈时，他们的思考更加深了我们的思考。联系到这两年来那些曾经和我畅谈过的阿訇们，他们所共有的凝重神色和危机感几乎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教门的底色。
那晚，谈话是从一则消息开始的。消息是从某会议中一位基督教的牧师那里传来的。
牧师说，前不久兰州有两家回民加入了基督教。当时听到这一消息的几位阿訇“感到一阵痛心。”
以此为开端，本报伊玛目马光月阿訇（兰州新关清真寺教长）对众阿訇提出了三个问题。
现在，清真寺里年轻人越来越少，甚至有些人弃教而去，大家为此痛心疾首，怎么样改变这种现象？
传统的经堂教育是否应及早地与学院制相结合，清真寺是否应更多地注意国外学习回来的人？
除了开学一途之外，满拉们的出路在那里？满拉们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这三个问题涉及宣教方式，教育机制和教育目标，可以说是关乎教门的根本问题。当晚的阿訇们主要谈到的是第一个问题，对于教育机制和教育目标言之甚少。或许是这个题目太大太难谈太事关重要吧。
阿訇们各有各的传教招数。
甘肃的河西走廊历史上曾是穆斯林商贾往来的重要通道。武威、张掖、酒泉等重镇多有穆斯林居住。但自晚清的民族清洗台风扫过之后，穆斯林便所剰无几，教门于今尢为薄弱，工作难度自然较大一些。张掖的马奎阿訇说他每次都要将主麻上演讲的内容打印出来，然后发给各个家庭，主要的还是一些基础知识。他说：“尽是油往油缸里淌，我们要劝的人更应是在寺外的那些人。”每年的寒暑假他都要发出一封致家长的信，信中会谈到怎么样巩固下一代信仰的问题，这样大部分家长都会适时地将孩子送到寺里来学习。学习班结束后，孩子们起码都会背一些常诵的“素勒”。
在武威，穆斯林散居得非常厉害，而寺只有一所。如所周知的那样,穆斯林一但打破了环寺而居的格局，生活上就有许多不便。针对这一情况，他们先是在1997年办起了一所女校，让妇女们有一个集中学习的场所，随后，在斋月来临之际，寺里分了好几批人挨家挨户地去动男人们去寺里礼拜，武威伊协的马俊福副会长说他们“一家都不落下，至少要让他是一个斋回回。”他担心因为散居和其它一些原因，比如与异教通婚会使穆斯林丧失信仰，因为年轻人不进寺也接触不到伊斯兰教的知识，谈不上信仰建设，最终会被灯红酒绿的文化所俘虏。
金昌是一个工业城市，那里的穆斯林来自各地。寇会彦阿訇就是从平凉搬去的。当问及对于年轻人的看法时，寇阿訇断言：“他们离教门近了。”他说他的“瓦尔兹”几乎没有讲给老年人听，主要是针对年轻人。换言之，他在寺内的演讲主要运用的是现代语，这很适合年轻人。他认为十五岁以上的年轻人在教门方面的知识主要来自清真寺。每年的寒暑假除了不同层次的学习班外，那些在外地求学的青年都会来找阿訇畅谈各自的经历和思想。寇阿訇“经常跟他们打搅”，因为阿訇在传授给他们教门知识的同时也要从他们那里学习一些汉语知识。
河西的情况就是城市的普遍情况，乡下是不是好一些呢？
来自临夏地区的马自锦肯定地说：“我们乡下的教门比你们城里的好。”他所在的乡下是一个有17个小坊参加聚礼的大坊。言谈之中，你能感到他的自豪。除了有17 个坊参加聚礼的颇为壮观是这里教门好的标志外，八九岁的儿童作礼拜的很多也是教门好的表现。马阿訇对于独生子女的教育颇有前瞻性，他认为过去那套打竹板的教法应换成循循善诱法，以便在他们幼稚的心灵上扎下“伊麻尼”的根子。他说：“城市的干扰太多，卡拉OK呀，舞厅呀把年轻人都拉了进去。城市在经济发展上好，在教门上有危害。”
许多阿訇都是这种城市有害论的支持者。从以上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教门的传播大部分阿訇是尽力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伊斯俩目与时并进的观念在他们有些人上是淡薄的。面对变化多端的生活，他们往往处于极其被动的位置。
城市有害论的反面就是越穷越教门的观点。在苦甲天下的陇中地区有一处四面重山的小村庄叫罗家沟，“60多户人，基本上没有初中生，因为穷”。32岁的马明章阿訇是一个初中生，他在描述沟里的生存状态时，几乎忘了自己的学历。“教门好着哩。”他说，“没电视也没干扰，我用高音嗽叭讲，都听得。”每天昏礼之后他要召集孩子们学习，沟里处于一种自然而然的不被打搅的状态。这似乎是越穷越教门的有力左证。与之相类的许多地方，人们仍在为诸如电视能不能看的问题争论不休，有些阿訇嗫声谨言，有些则“断得很厉害”。在一些大镇或交通要冲，电视天线已经比比皆是，甚至有些青年对于礼拜、封斋等功课已经满不在乎，阿訇却也无能为力。这似乎是越穷越教门的又一左证。
然而，穷是痛苦的。
有一位平凉的老人曾经给我详细地算过一年当中用于干“尔麦里”的支出，人均水平已近不堪了。对于一个小坊上的坊民而言这可算作各类负担之外的负担，了解到这一点很令人震惊。就此，我当晚向来自平凉的两位腼腆的阿訇再次求证时，他们点了点头，说在有些地方的确是严重的。按照老规矩，他们还吃着每家每户的派饭，宣教也就在吃饭的时候，但“年轻人都走光了，出门打工去了”（的确，城里人盖好华丽的大殿，礼拜的多是乡下那些衣着朴素的年轻人）。最近，我见到一位75岁的老阿訇，他建议小坊尽量不要召满拉，只留一位伊玛目足矣，把有限的财力、人力集中到大坊或城镇，共同培养人才。这或许不失为一个好建议。
城市的生活富有却教门淡薄，乡村的教门尚好却生活贫困，这就是中国穆斯林的困境。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是教门好，却也不是生活贫苦。
这怎么办？
今年年初，在黄风裹沙的平凉旱原上，一位年轻的阿訇以一种激情的理想主义的口吻发表了自已的见解。在他看来，中国穆斯林当下最急迫的不是盖寺，而是建立一所研究机构，研究院的主要课题或者说方向就是穆斯林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提出因应措施。研究院对提高民族素质、改善民族生活水平提出规划。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由阿訇和学者组成。他说阿訇应一面教经，一面探讨问题，关心大众的疾苦。他自已就计划邀请他周围的一些伊玛目展开一些工作。可惜他的这些计划因为某些纠纷而只是一个说法。这次短暂的谈话让我觉得理想主义的火光依然四处闪耀。
当晚，阿訇们还谈到了团结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团结是教门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带私意是团结的基础。这些年来，不管是城里还是乡下，矛盾主要集中在经济问题上。争权逐利使人们丧失了敬畏心，因此导致的四分五裂，使穆斯林社会呈现病态，这值得任何一位伊玛目去认真思考。
承接团结的问题，从反面来看，应当认识到，民众对教门处于渴望状态。在某些地方人们从一个教派或门宦转入另一教派或门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教门传播方式、获取知识途径的此消彼长，因为大部分人在知识上是欠缺的。这使我想起了一位身处南方都市的伊玛目关于服务意识的谈话。他认为我们很有必要学习基督教的传播方式，放下爷的架子，确立一种服务者的角色。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两家回民入了基督教的消息不啻为一记警钟。
警钟首先是为阿訇敲响的，这一回，他们不是从甲门归入了乙门，他们是直接出了教门，而我们的消息是从一个牧师那里听来的。
在整理这次谈话的印象时，人想起了在今年某阿语班的开业典礼上，光月阿訇鼓励学生们“人人都成为一部活的《古兰》”的演讲，我认为这更应成为阿訇们的追求目标，因为阿訇是教门的柱子。(马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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